我向来是对油炸食品没什么好感的，不仅仅是碍于小时候吃油炸食品被骂的惨痛经历，更是恐惧于油炸食品致癌的医学忠告。可是，到了大学，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是家长的威压不在，还是因为宿舍楼下黄大娘的烧烤具有别样风味？我分不清楚，但心里的答案却暗暗偏向后者。
第一次知道黄大娘是因为陪舍友去买烧烤。那是深冬的晚上，我和舍友步行在泥泞的街道上。昏黄的路灯照耀着水渍，地面就像长了白斑，白一块黑一块。路上的行人瑟缩着身子，行色匆匆。我把脸极力埋进围巾里，想竭力逃离寒冷。
长沙的冬天很狡黠，它表面很乖巧，让温度计的水银巧妙地伏在零度之上，好像这样就能掩盖那看似温婉可人却冰冷刺骨的水汽和那如同要破土的蘑菇般不屈不挠从泥泞地面钻入脚心的寒气。
我眯着眼，从带着水汽的镜片里，窥见了舍友说的那个烧烤摊。
很远就可以看见那一盏亮得刺眼的白炽灯，悬挂在小车上，被寒风吹得摇摇晃晃，就好像暴雨夜里海上颠簸的小船。那是一个很小的流动摊位。一条早已被油烟熏得发黑的红色挂牌悬在推车，上面隐约可见“烧烤”二字，但也被岁月所侵蚀，变得模糊了。
摊边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女人，正操着铁铲翻炒着什么。烧烤食材全部裸露在空气里，不同种类的烤串，诸如年糕、肉串之类的，被堆放在一个铁盘里，像一个小型金字塔。蔬菜被丢进了一个白色的塑料大筐里。制作烧烤的工具也很简单，可以说是几近简陋了。空气中飘荡着呛人的油烟味，感觉就像把头埋进油里呼吸，喉咙里都浮着一层浓重的油辛。我们选好了食材交给黄大娘，看着她把东西丢进那口油锅里。
我看人向来从手开始看起。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手就是生活的画布。岁月将忧郁化为画笔，蘸着苦难研磨而成的颜料，在这张画布上尽情涂抹。我能从手上，窥探生活的模样。在这种“嗜好”的驱使下，我盯住了黄大娘的手。
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啊！皲裂与皱纹如盘根错节的树根盘踞在她的手上。红肿的关节如同树瘤依附在原本应该小巧的人的手上。我一时间竟盯着她那握着漏勺的手看出了神。她用那双红肿的手拿着漏勺，瞄准时机，干脆利落得将食材捞了上来丢到了铁板上。接着拿了两把小平铲，翻炒着泛着油光的食材。辣椒粉如同黄梅时节泛黄墙壁纷纷扬扬的粉尘，降落在食材上，伴随着几勺暗红的辣椒酱。食材瞬间变了个脸，裹上了一层红彤彤的辣椒粉，活像戏台上的曹操，张狂得不可一世。
她将所有的食材装进一个小小的纸碗。令我惊奇的是，那堆成小山似的烧烤竟然没有溢出来，全部都乖顺服帖得趴成一座小山。配上两根消瘦的竹签，这碗烧烤就完成了。我的舍友喜滋滋地端着那一碗烧烤，一只手贴着碗壁取暖，忽然另一只手挟着竹签夹起的一块肉，送到我的嘴边。我侧过脸去，她说：“啊”，一股油烟味扑鼻而来。我张开了嘴。
辣椒粉的咸辣挟着烫人的温度滚入了嘴里。微焦的外皮包裹着娇嫩的鸡肉，滚烫汁水宛如烟花般在舌尖绽放，唤醒了沉睡的味蕾。辣椒粉的轻浮，油脂的醇厚，交织为和谐的乐章，缓缓在内心沉淀，化为回味。未及反应，舌尖便下意识轻砥嘴角。我知道，那一瞬间，我心甘情愿地丢盔弃甲，放下所有的成见，成了它的俘虏。
我成为了黄大娘烧烤摊的常客。也不是因为这家烧烤摊有多大的魅力，让我弃其他所谓的更为美味或更为健康的食物于不顾。即使是第一口的惊艳也不足以抵挡岁月的悠长和大千世界的百万诱惑。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力，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或许这“交情”只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自导自演的在舞台上唱着好人的戏份。但是，终归是这又脆薄，又明亮，仿佛玻璃质的交情，让我内心做祟，频频光顾黄大娘的烧烤摊。而这“交情”的开始，也是要讲求时机的。
仍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傍晚。或许是因为周六，伞下的行人，脸上都荡漾着幸福的微笑，水汽蒸腾间，伞伴着人们的嬉笑，轻轻摇晃、旋转，如同夏天桃子湖摇曳的荷叶。但假期不是对所有人都报以公平的笑脸。就比如说，黄大娘的烧烤摊，简直是门可罗雀。大概是因为同学都纷纷归家，所以才会落得如此凄惨的情状。我走上前去，见黄大娘正百无聊赖地摆弄着她那把漏勺。我将选好的食材，递了过去。在等待食材炸熟的间隙，她开了口，我们有句一没一句地闲聊着。这会儿，食物纷纷从浮上来，在翻滚的油锅里尽情地舞蹈——它们熟了。她终止话题，飞快地将食材捞上来。接着又是加辣还是不加辣的例行对话。
如果就是这么点交情也不足以支撑我时常的光顾。她做的烧烤还行，仅此而已。真正对她看法的改变，还是我在另外一家粉店顺耳听来的一些关于她的故事。
八卦，这个如同阳光和尘埃一般无处不在的东西。那些不起眼的店铺，是流言的温床，孳生着如同秋蚊般无孔不入的蜚语。
我坐在粉店里等待我的木耳肉丝粉。那是周末的早上，店里只有稀稀拉拉的两个顾客。老板娘一边将粉条投入热气腾腾的大锅一边大声地与门口那卖包子的阿姨谈论着糟糕天气与难做的生意。在谈话的间隙，我的木耳肉丝粉也端了出来。我接过粉，一边享受这热气腾腾的快乐，一边竖起耳朵，听着她们的闲聊。
不知怎么的，在我埋头嗦下一大口粉后，抬起头来的时候，她们的话题已经转到了黄大娘的身上。开头只是件小事。黄大娘昨晚和隔壁小贩争抢摊位。听到这件事，那卖包子的阿姨就像街边的土法做爆米花的炉，话噼里啪啦地如同烤好的爆米花般，从肚子里蹦了出来。她说：“那黄大娘为了占那街口的位置，拼命推着小车往那边挤。”听她的描述。那旮旯角仿佛有弹性般，竟让黄大娘挤了进去。只可惜那推车的一角撞到了旁边小贩的菜筐。这就好比一簇火星落在了汽油箱上，那小贩如同脚心装了弹簧，一蹦三尺高，立即和黄大娘吵了起来。黄大娘嘴拙，吵不过，只能悻悻赔了钱，临了还踹了那小贩的车一脚。
粉店的老板娘带着惋惜的口气说：“这也难怪。黄大娘也是个苦命人。年纪轻轻就守了寡，留下她一人赡养公婆，抚养儿子。好不容易熬出了头，儿子参了军，却又伤了腿，从此只能靠拐杖过活。好不容易到了享儿孙福的年纪却还要为生活奔波。唉，都是命不好。”不知怎么的，我的眼前浮现了黄大娘那干瘪的面容。
那碗粉氤氲的雾气太过湿润，浸湿了眼眶。我不由想起，上次我去买烧烤时，隔壁臭豆腐摊没臭豆腐了。那个摊主刚来，没什么经验，他进豆腐的地方太远，没办法立即送过来，正守着油锅懊恼不已。恰巧黄大娘认识一个卖豆腐的小贩，她便毫不犹豫地掏出手机，联系那个小贩送豆腐过来。送来后，还执意地不收臭豆腐摊主的钱，于是她们俩就在那相互推让。那该死的推让。我原本是不惜怀着最大的恶意来看这个中国的恶俗的旧习。每每过年时收红包，明明已经将红包塞进口袋了，却还要拿出来给父母去推让一番再揣进口袋。像一场没有意义的闹剧，我痛恨它，但它却是生活必需上演的。可是，换了个主角再去看，那该死的推让，为什么闪烁着一层光芒？
于是，我便常常去买她的烧烤。她依然是手脚麻利地给我做好，笑吟吟地递给我。她对我怀着的怜悯一无所知，清白无辜。她似乎没有发现，我看她的神情里多了一份尊重，多了一份亲切。
有一次，她换了一个新的红色袖套。这对她这个年纪似乎过分活泼了。但是一想到中国人穿红的传统，我就了然了。我装作不经意地样子说起了这个袖套。她笑着说：“马上就是本命年了，要穿戴一点红，有更好的福气。”看着她因微笑而挤出如同晒干的橘子皮般的皱纹，原本沉甸甸地压在我心头的那份带着道德谴责的同情突然在那一刻突然烟消云散。我想，有些弱者是不需要同情的。
黄大娘卖烧烤的这条小街的永远飘荡着一股油烟味。街上的每一家饭店都将做饭的油烟排放在空气里。我望着似乎也被油烟熏得昏黄的天空里，觉得这浓重的油烟里总含着些隐喻。它沿着呼吸道深入我的肺腑，顺着喉咙与食道流入人们的饥肠，在这日复一日的生活里。
文/刘星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