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佳节，吃年糕乃是应景之举，讨口彩——年年高！
中国的春节真是厉害，一吹叫扁（哨子），正在干着“美丽”的活儿（陈学昭有“工作着是美丽的”之说）的人，绝大多数就得按下暂停键，转战于另一件“美丽”的活儿——吃，吃那些美味的食物。
各家各户的菜肴，不必说肯定比平时丰盛得多。显然，许多家庭平时不是吃不起、吃不好，而是要趁机拉个“涨停”，昭示出一年一度的“春节存在感”。
有意思的是，在吃的方面，春节最能体现与众（平时）不同的，不是硬菜的硬，软菜的软，前菜的新锐，正菜的宏大，而是点心的集聚效应。
清明吃团，夏至吃蛋，端午吃粽，中秋吃饼，重阳吃糕，冬至吃饺……“不时不食”的传统理念，完整地覆盖于中国人的日常饮食当中，一点都不含糊。最过分的是，春节一节，从除夕到元宵，前后不过十天半月，所涉点心，扳扳手指，年糕、蒸糕、春卷、八宝饭、汤圆……此起彼伏，在数量和品种上形成了空前的“核聚变”，有了极大的资格去“睥睨邻境”。
对“年”的认识，人们大概比较通透了。“夕”和“年”，是一种恶兽。我们之所以岁尾年初要“除夕”，要“过年”，道理就在于此。
我更倾向于这样的传说：喂年度关，遂成年糕。
新春佳节，吃年糕乃是应景之举，无非一方面驱鬼神，另一方面讨口彩——年年高。前者经过岁月荡涤，渐渐隐匿，于是不彰；后者传承有绪，于是弥永。
名作家林斤澜说：“南方人定居北方几十年，连孩子也拉扯成人了，还有过年都不包饺子的。我家就是其中之一，可我家有一样，年夜饭一道‘摆当中’的，必是炒年糕。”（《年糕》）
林斤澜，温州人，恪守的是东瓯旧俗。老上海的情况也许有所不同。虽说过年吃年糕是合式的，但很少有人家新年新世真的去操弄炒年糕、汤年糕，以此敷演一出不可或缺的应景节目——莫非家里财务状况不佳，摆不出一桌菜了，退而求其次，用一碗炒年糕、汤年糕打发？在一般人看来，这似乎是不可理喻、情何以堪的窘事。
然而，不这样玩的话，年糕之谓，岂非徒有虚名？
哪能呢！从前上海流行过一种“糖年糕”，倒是春节里老少咸宜的小点心。
糖年糕，顾名思义，就是掺了糖的年糕。其形状，不是一根一根、一坨一坨（宁波年糕块），仿佛一只刀切馒头（或两只合并而成），一副方方正正的模样。
糖年糕有玉白色和玫瑰色两种。据我所知，玫瑰色并非玫瑰所染，而是采用了色素。另有外表颜色偏于咖啡的红色，乃是掺了红糖。倘若糕中嵌有猪油或鸡油，可称“猪油（鸡油）糖年糕”；倘若表面再敷撒桂花或玫瑰，可称“桂花（玫瑰）猪油糖年糕”。名称字数越多，自然越考究。
有人买回一大块糖年糕，急急忙忙地切成一片一片地吃。这是我比较反对的，至少得弄出点“云蒸霞蔚”的动静，不也象征着日子过得红火？应该隔水蒸一下。毫无疑问，掌握火候与时间非常关键：不足，则疙疙瘩瘩，与牙齿缠斗，没把灶王爷的嘴粘住反而把自己的嘴给封了，何苦来着；太过，则瘫如烂泥，好比吃了碗芝麻糊，思忖毕竟未到“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的岁数吧。至于高明与否，往往只在几分之差。有的人耐不住守在蒸锅旁的寂寞，偷闲刨个须、画个眉，便葬送了一片“大好河山”。
碰上做成“年年有余（鱼）”“招财进宝（元宝）”形状的糖年糕，那更得小心谨慎，否则三维变一维，立体成平面，不光不惬于口，连口彩也丢没影儿了。
其实，上海人吃糖年糕，最普遍的吃法是油氽：把一大块年糕切成片（最好用马尾鬃切，用刀难免粘滞），放在油锅里氽，氽到两面发黄即可，外腴内泥，各种香混合着，从灶间逸出，传到客厅，飘至屋外。如果说春卷是“金条”的话，那么油氽糖年糕就是“金块”，谁能拒绝呢？
还有一种糖年糕，实际上是拿不掺糖的年糕块（条），切片，放在油锅里氽，至外表略微起粟，盛起，然后用稍稠的糖水一浇，效果近于拔丝苹果、冰糖葫芦。我不大喜欢如法炮制，嫌其吃法过于简单粗暴。想象一下，举着梭镖铁鎝，唱着“打土豪，分田地”，相比浑身上下一圈圈地挂满子弹，扣着AK-47的扳机朝向天空，也唱着“打土豪，分田地”，那气氛，那调性，哪个搭，哪个不搭？
我猜想，发明年糕，是让“年”吃饱，早点滚蛋；发明糖年糕，是让“年”吃好——被一发“糖衣炮弹”射中了，它作恶的意志就彻底毁啦。
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春节上糖年糕，要得！（西坡）